儒學對於日本現代化之作用─以大企業集團主義經營原理為例=The Effects of Confucianism on Japan''s Modernization: the Case of the Group-centered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in Japanese Large Enterprises
中國擁有五千餘年的悠久歷史，始終扮演著東方文化中樞的角色。與其一衣帶水的日本，一直以中國為師，吸取其浩瀚的文化成果，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可以稱為中國文化核心思想的儒學。儒學與佛學並列為兩大外來思潮，在長久的時間之內，對日本的政治、文化等諸多層面產生強烈影響。舉例來說，日本自七世紀以來直至今日，就仿效中國的皇帝年號使用天皇年號，而其字樣更是多由儒學字樣中採取（註１）。日本的小說文學自十世紀興起以降後，產生了數量眾多且帶有儒學勸善懲惡傾向的作品（註２）。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以中國為師的時代，結束於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這時期為轉捩點日本進入近代史的階段。此階段不以中國為仿效對象，而改以大量吸收西方諸國的先進文化。結果，日本在短期間之內，就成為唯一非西方的強盛國家，此種情況，已可以說日本由信仰東方「王道」文化的國家轉變為信仰西方「霸道」文化的國家。也因此，日本發動了數次的侵略戰爭，而一九四五年的十五年戰爭失敗後，國家瀕臨滅亡的危機。戰爭結束後，這一次又以美國為師，搶先其他亞洲諸國成功取得經濟先進國的地位。從這些事實來看，有需多人恐怕會以為現代日本似乎完全斷絕的與中國昔日的關係，完全沈溺於西方文化之中，然實際上卻非如此。關於儒學，在明治維新的新國家建設階段有卓越貢獻的政治家、企業家、學者等多半為武士階級出身，他們皆具有豐富的儒學知識，而且也將之視為本身思想的根本支柱。因此，不久，儒學就被採為國家道德的標準，且在新興近代集團之大企業之中，成為其集團主義經營原理之核心，並發揮重要作用。戰後，由於美式民主制度確立，儒學被蓋上封建思想極致之烙印，因此有許多人呼籲須否定儒學之必要性。不過此集團主義原理雖然近年來一直被呼籲應該即將消失，但卻依然根生蒂固地存在著。此外，根據阿部吉雄的說法儒學已成為日本人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的脊骨，同時和其他教義混和侵入庶民的生活意識之中（註３）。並且，根據張瓊燕所言，雖然日本很少有人自覺為儒學之學徒，但儒學依然成為實際上他們「做人治世」之規範（註４）。在此背景下，中國文化精髓的儒學是日本經濟發展的支柱以及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這樣的想法是可以成立的。舉例來說，廖慶洲就認為，無庸置疑地，儒學是日本經濟精神指導力的根源（註５）。同時，牟鍾鑒也認為就企管方面來說，儒學在海內外都有成功的經驗，並且舉出日本作為例證（註６）。不過，令人質疑的是，第一，可否無條件地就將日本定位為儒學文化國家呢？引人注目的情況則是，在十五年戰爭之中，諸橋轍次主張儒學已經成為了日本人的血肉（註７），卻在同一個時期裡，津田左右吉卻詳細地論述著日本人的實際生活與儒學的關係究竟有多麼淡薄（註８）。此種事實所展現的是日本與儒學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並且逼使人不得不對此疑問進行回答。第二，假定以某種角度將現代日本視為儒學文化國家，那麼是否可以斷言儒學是日本經濟發展的精神原動力之一呢？一九一０年代，韋伯（Max Weber）曾經論及儒學的合理主義意味著對現世的合理性適應（Ratonale Anpassung an die Welt），而以超脫世俗為至的清教徒合理性主義則意味著現世的合理統治（rationale Beherrschung der Welt），並且認為只有後者可以徹底地貫徹經濟性的合理主義（註９）。近年來，蜂屋邦夫與村松映也否定了儒學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註１０）。以一九一０年代日本線如了經濟衰退的泥坑之中為例，即可明白這是無法輕易斷定的。第三，假定儒學為日本經濟發展的精神原動力之一，那麼是否表示儒學必然對日本現代化產生正面作用呢？一般而言，現代化的內容，必然包含了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及民主化。可是，正如本論文所述，多數的日本人都對所屬之公司全心全意地奉獻自己，使精神自由受到侵害，就連自由、民主體制的基層水準都無法達到。從這個觀點看來，似乎應該可解釋為儒學也對日本現代化產生消極作用。令人遺憾的是，極少有著作對於這樣的疑問提出正面回答。至於根據儒家經典，在不偏向尊儒或是反儒立場下進行學術論述的著作，就筆者所知是幾乎沒有。於是，筆者急於對中日兩國思想史的關注，以及在兩國就業、就學的經驗，藉以探討儒學對於日本現代化之作用。本文的主要內容，是要以在日本大企業中經常可見的集團主義經營原則為例，對以上的三個疑問提出解答：一、日本稱得上是儒學文化國家，二、儒學作為日本經濟發展之精神原動力之一，是表示對日本現代化產生積極作用，三、儒學也對日本的現代化產生消極作用。並以之為基礎，筆者強調作為消極作用之源的儒學負面因素，具有加以克服的可能性，並提出有力的例證。丙且，筆者證明其作為積極作用之源的正面因素，不只對中日兩國，更是全球人民的精神遺產。筆者更是由衷地希望，本文對於中日關係之研究的種種領域，俾能在未來有所貢獻。註釋註1 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4，頁200。註2 同註1，頁337。註3 霞山會出版，《儒教の變遷と現況─日本‧中國‧朝鮮の比較講座》，東京，霞山會，1977，頁63。註4 張瓊燕，〈儒學在日本社會上的應用之探討〉，《台中商專學報》，第25期，台中：國立台中商業專科學校，1993，頁191。註5 廖慶洲，《日本企管的儒家精神》，台北，濟濟日報社，1983，頁106。註6 牟鍾鑒，《儒學價值的新探索》，新店：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1997，頁240~241。註7 諸橋轍次，《儒教講話》，東京：目黑書店，1941，頁243。註8 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38，頁82~90。註9 Weber, Max,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Tubingen : J. C. B. Mohr, 1989, PP.475~476.註10 蜂屋邦夫，《中國思想とはだろうか》，東京：河內書房新社1996，頁66。松村映，《儒教の毒》，東京‧京都：PHP研究所，1992，頁214~215 。
